【历史风貌保护】社会—空间视角下北京历史街区整体保护思考 | 上海城市规划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城市整体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既要体现对真实历史文化遗存和完整传统风貌的保护，又要充分重视对政策机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民生等相关因素的协同发展。社会—空间视角是在过程与机制、结果与影响、策略与方法、目标与愿景等方面，对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发展过程中社会与空间问题的综合思考。本文探讨了在北京老城整体环境、不同历史街区以及居住院落内部等不同空间层次和尺度上，在社会—空间问题上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与难点，提出了重塑空间秩序与功能结构调整相结合、空间保护利用与社会结构梳理相结合以及空间行动单元与社区多元治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精准化、长效化的整体保护策略建议，并使之纳入北京老城整体保护的战略框架之中，有效推动历史街区保护理念的完善与实践水平的提升。
1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空间”认识
1.1 社会—空间视角的方法论
以社会—空间的视角研究北京老城历史街区，具有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过程和机制，二是结果和影响，三是策略和方法，四是目标和愿景。
1.2 北京老城的空间演进与社会结构变迁
北京老城的演变过程，是社会—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也是辩证认识当前历史街区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从元明清时期到建国以来北京老城及历史街区的社会与空间演变，突出印证了社会—空间的相互影响机制。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经济迅猛发展的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形态演变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
2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主要社会—空间问题
2.1 老城整体环境：多元功能聚焦、社会结构失衡与传统居住空间衰败
2.1.1 多元功能聚集对历史街区保护带来巨大空间压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办公用房大体接受了过去政府机关所在地和一些公共机构用地和房屋。除行政办公自身需要外，相关的配套功能不断完善，规模相应扩大。这些配套设施影响力的扩大又带来了新的功能集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街区中的旅游业和商业日渐繁荣，吸引了大量游客和配套商业的就业群体，对空间资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产生了巨大需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虽然一部分居民自主外迁出去，但更多的流动人口租住在其住房中，居住人口的密度更高，传统风貌保护和居住环境改善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2.1.2 社会结构失衡与传统居住空间衰败的相互影响
常住人口密度过大是空间保护面临困境的结构性原因，严重制约了历史街区的空间保护工作。流动人口的聚集与物质环境的衰败互为因果，对历史街区传统风貌保护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2 传统社区邻里：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极化
从历史街区—历史地段的尺度看，历史街区中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环境的分异甚至极化的趋势明显。居住功能为主的历史街区中居民的社会—空间分异趋势明显。文化旅游和商业导向的历史街区中居民与消费群体之间出现了社会排斥现象。小型商业服务业无序蔓延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2.3 居住空间单元：院落内部的社会—空间碎化
1950年代，居住需求增加，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迅速打破了完整的院落“社会—空间”秩序。同时，在政府的管理和引导过程中，院落内的公共空间一般划归于居民自行管理，出现了一种“政府管理止于院门，居民改善止于檐下”的行为特征，院落公共空间因此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无主地，居民主张院落公共空间中的权利，但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造成院落公共空间的持续衰败。
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地区某胡同院落内的社会—空间调查（2015年）
3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实践中的社会—空间矛盾辨析
3.1 多样化的实践与一致性的社会—空间目标的错位
回顾多年来的历史街区保护实践，多样化实践与一致性目标之间的错位，导致保护实践“百花齐放”，其背后是基本价值判断的模糊甚至相互矛盾。一些居住改善导向的实践，强调了空间形式的保护，却造成了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一些文化旅游导向的实践，强调了功能的置入，而对传统风貌形成了冲击；一些社区营造导向的实践，强调了社会的融合，然而在复杂的空间矛盾面前举步维艰。
3.2 统一性的政策与多元化的社会—空间特征的错位
历史街区保护在基本的价值判断之下，必须因景生机，随机应变，不能期望采用一个套路、一种模式，一片片地如法炮制。但在历史街区长期的社会化管理中，往往采取自上而下单向的统一性政策，而缺乏自下而上地反映历史街区自身特征的引导策略。
3.3 管理和保护机制与复合性的社会—空间矛盾的错位
3.3.1 管理机制向下的社会过滤及其空间影响
住房商品化之后，历史街区中一部分居民通过购买商品房自主外迁到了城市其他地区，这些居民将房屋转租或者转借给外来流动人口，发生了实际上的人口置换。这种人口置换产生的叠加过滤，导致了一种螺旋向下的循环，形成了一种“贫困聚居”现象，实际居住群体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日益明显，改善环境的能力和意愿日益降低。
3.3.2 人口疏解工作与空间保护利用的脱节
总量式的人口疏解政策和单一化的管理方式，对社会因素不平衡分布的考虑不足。因此出现人口平均密度下降，但局部突出的人口极高密度问题没有解决，最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居民家庭并未得到充分考虑，“大杂院”现象依然难以消除；人口疏解实现了“统计意义上的人口密度降低”而非“实际住房条件的改善”，容易产生人口总量虽然减少，传统风貌保护依然困难重重，留住居民生活条件依然难以改善的新困境。
3.4 空间行动与参与式的社区多元治理的错位
空间行动往往是以政府主导为主，对环境、院落、设施进行一系列的物质空间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居民往往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
环境改善与社区治理的错位，导致难以形成具有居民共识的多方合作，一方面在环境改善中投入了大量资源，却由于缺乏居民参与，而面临持续性差的困境；另一方面在社区治理中投入了大量人力和时间，但在涉及居民核心利益时缺乏强有力的空间整合能力，而只能流于表面。
4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历史街区整体保护策略
4.1 空间秩序重塑与功能结构重整的结合
北京老城具有清晰的空间格局，中轴线、长安街、环城路以及若干条东西、南北方向主要道路构成了老城的基本空间骨架；河流水系、街巷胡同和公共空间形成了丰富的网络化空间；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形成了层次清晰的空间圈层结构。这种具有浓厚历史底蕴的空间结构，是历史街区的功能定位与空间策略的基础，历史街区应针对不同特征与内在关联，强化区域传统风貌，通过线路整合梳理、重要场所再现和重要历史空间节点的综合保护，强化历史空间骨架，形成历史文化线路，强化旧城整体格局。
北京老城整体空间结构设想与历史街区的类型划分
北京城市核心区空间结构规划图
4.2 空间保护利用与社会结构梳理相结合
4.2.1 系统性的管理和保护机制及其社会—空间效益
管理和保护机制应形成系统性的、长效的社会—空间效益。完善住房管理机制，探索住房物权权益和修缮义务的划分、房屋交易与租赁的导向、空间环境风貌监督等，研究管理机制的社会—空间影响，可以扭转社会结构与空间环境螺旋向下的趋势；完善人口疏解与空间保护利用的关联方式，探索人口疏解与住房改善政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能够体现对不同类型居民群体的引导；完善系统性的业态管理机制，可以改变商业同质化和过度发展的状况，引导经济活动与传统文化景观相适应，实现经济活动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带动，达到居民与就业、消费群体的和谐共处。
4.2.2 精准化的人口疏解与空间保护利用相结合
精准化的人口疏解，需要加强对居民外迁与留住基本意愿调查与关联因素分析，如收入影响、交通因素、服务设施、邻里关系等，加强人口疏解对象的研究和疏解空间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研究“整院申请腾退”与“家庭申请腾退”两类人口疏解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方法。
4.3 空间行动单元与社区多元治理的结合
4.3.1 灵活的空间行动单元与渐进式、分散化的保护更新方式
对社区、局部地段、院落实现小规模渐进式的保护与更新，应避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的单独研究，而将其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整体研究。行动单元的空间尺度应当与合理的社会共识规模相协调，既可以是社区、局部地段的行动单元，也可以是院落甚至家庭为单位的行动单元。行动单元与合理的社会共识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市场—公众的多元参与。
稳妥的保护更新方式应是一种适合具体社会经济状况的，渐进的、差异化、分散化的方式，给居民提供有一定选择余地的空间改造方案，提供包括外迁、回迁、平移、租赁、自行改善、补贴安置等多种方式的社会化选择，在尊重和了解居民意愿的基础上，推动居民在社区范围内的居住流动，形成更有利于居民参与的社会空间结构。
什刹海白米斜街某院落保护更新实践
4.3.2 空间行动与社区治理共同推动形成“居民共识”
空间行动与社区治理应该避免“运动式”的保护更新，改变“一次到位”的观念，“细水长流”的空间行动计划既能解决现实问题、改善效果，又能与原有环境相协调，而且可以与社区治理工作协调进行。
空间角度的保护、整治、更新方法，制度角度的平移、租赁、外迁方法，社会角度的共识、参与、合作方法，都是共同构成“居民共识”的社会—空间方法，其立足点都是形成以院落和家庭为单位，通过社区治理和空间整合的方式，在行动单元内部形成居住改善的共识与行动，实现可持续的多方参与。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6期《社会—空间视角下北京历史街区整体保护思考》，作者：边兰春、石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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